1. 我并没有消沉
谢泳在《1957年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言论活动》一文中写道：
“1957年最知名的学生“右派”是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林希翎，还有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谭天荣，他们当时提出的许多问题很有思想性，但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活摧毁了中国最有才华的大学生，到八十年代以后，他们的思想都没有发展。林希翎到了法国以后，思想没有超越当年的体系，也并没有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思想界造成什么影响；谭天荣更是消沉了，1997年，我曾专门写信给时在青岛大学教书的谭天荣先生，希望他能接受我的一次采访，但谭先生回信说，他已不愿意再有人打扰他的生活。”
我老了，记性不好，想不起有谢泳说的这件事。虽然我确实不愿意接受采访，原因是我担心再一次成为“名人”。1997年，我已经在自己当时那个“小环境”里默默无闻，这样的小环境可来之不易。但是，“不愿意再有人打扰我的生活”似乎不是我的习惯用语。此外，即使有过谢泳说的这件事，似乎也未必表明我已经“消沉”了。1957年我成为“最知名的学生‘右派’”，主要是因为我提出来某些当时听起来比较新鲜的理论观点，这是我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果。而在那以后的几十年，无论是在高墙内还是在学院里，我都没有停止思考。在这方面，现在的我与1957年的我相比，变化不大。今天，我已经过了古稀之年，还能活多久，这不好说，但各种迹象表明，我能工作的时间肯定不多了。因此，虽然明知不受当前学术界的欢迎，我还是觉得该说几句话，让我的一生有一个交代。
2. 我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
我想，当前学术界最最不能容忍的是：我至今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而且，我所坚信的马克思主义，既不是经过创造性发展的“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青年马克思的那种据说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以剩余价值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这种信念，我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思潮格格不入，更不用说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思想界造成什么影响了。
近年来，攻击、贬低、嘲弄甚至凌辱马克思主义似乎成了一种时髦，人们把马克思的不肖子孙们的种种歪理邪说通通说成马克思主义。当年曾经铺天盖地的冒牌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一个个成了攻击的目标。不言而喻，这些攻击与我的信念无关。然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马克思本人的学说也遭到攻击，这就与我的信念相抵触了。刚才说的谢泳的文章就特别突出“民间思想家”徐璋本、陈维太等人对马克思本人的学说的批判。由此看来，如果在1997年我果真接受了谢泳的采访，那么他对我的评价恐怕就不再是“消沉”，而是“顽固不化，刀枪不入”了。
今天，在反马克思主义的狂风暴雨中捍卫马克思主义，无异于唐吉柯德与风车作战。然而，我在1957年所扮演的也正是这种角色，虽然那时我所反对的人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实际上也不遗余力地反对马克思的学说，特别是在反对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比今天自称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丝毫也不逊色；此外，他们也同样是绝对不容许异议的。在这一点上，今天我的处境与1957年也相差不远。总之，我整个一生都被迫与风车作战。
恩格斯曾说，马克思对社会科学的贡献主要是剩余价值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发现，现在，剩余价值学说固然成了众矢之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不能幸免。各式各样的人从各种角度反对它，这里我先举一个例子。
前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名著《古拉格群岛》一书中多处嘲弄历史唯物主义，他写道：
“对我们宣讲的是：个人不能创造历史，而个人逆进步历史潮流而动的情况尤其如此。但是，实际上不正是那么一个人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把我们像绵羊一样任意摆布，而我们却咩地叫一声都不敢。”
在索尔仁尼琴看来，一个人只要有了权力，就可以任意胡作非为。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表明，当代历史好像一块无人管理的墙壁，听任歹徒胡乱涂鸦。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至少对当代历史是不适用的。
但是，还是在《古拉格群岛》这本书中，同一个索尔仁尼琴在另一处又写道：
“我们的社会状况酷似一个物理场。这个场的所有力线都从自由的一端引向暴政的一端。……任何进入这个场的电荷或物质都立即被轻易地吸向暴政那一端，除非套上一万头公牛来拉。”
在这里，“暴政”属于上层建筑，而“社会状况”则属于经济基础。既然前苏联的社会状况酷似一个所有力线都从自由的一端引向暴政的一端的“物理场”，它就不可遏止导致暴政。这样，正是这个索尔仁尼琴极为形象地告诉我们：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而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是斯大林的胡作非为导致俄国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暴政，恰好相反，是当时的俄国社会状况孕育了暴君斯大林。而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索尔仁尼琴是一位作家，他未必精通社会历史科学。下面，让我们考察专家们对马克思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