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西南交通大学离休干部黄澎同志已发给西南交大党委并教育部党组的一封信，2006年5月23日交五柳村公开发表，现按原文照发于此：
西南交大党委并
教育部党组：
高校都要搞校庆。我立足本校，面向全国，就高校校庆的指导思想发表意见，提出建议。我不仅向本校提意见，也是针对全国高校的，我谈全国共性多，谈我校个性少，所依据的资料也不限于我校。
今年，西南、上海、西安、台湾新竹诸交大都要搞110周年校庆。
110周年了，成绩巨大，也有缺点错误，经验丰富，也有差距、教训，需要认真总结，正确对待，以利于今后的发展。
校庆可有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一种是着重评功摆好，着力渲染过去的辉煌，以致头脑发胀，飘飘然，从而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另一种是除实事求是地肯定成绩外，着重认真查找自己的不足、差距，现在与历史比，现实与同行比，认识历史的缺点错误，通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有利于清醒头脑、心明眼亮，有利于明确方向，有利于今后发展。
高校的发展需要科学的发展观。科学的发展观必须建立在科学历史观的基础之上。不能科学地总结历史，对正确的东西不加重视珍惜,正确的东西就会逐渐淡化、褪色，乃至抛弃。我校建国前的很多办学好经验有多少是如此呢？对错误的东西认识不足，就会犯同样的甚至更加严重的错误。
建国以前，西南交大（原唐山交大）曾长期是一流名校，现在落后了。为什么？其中有全国性的原因，诸如“一边倒”，全盘苏化。违背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综合），院系调整，越分越细，大伤元气。强令学俄语，禁学英语。实行“左”的知识分子政策，使知识分子受到沉重打击和摧残。削弱人文科学。不是培养有独立人格和思想的人，而是培养螺丝钉和驯服工具（非人，为斯大林的专制独裁统治服务）。废弃办好高校普世的成功经验，如高校有相对的独立性，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以党化教育代替公民教育。
“马上得之。”后又“马上治之。”以群众运动（实为运动群众）办各行各业，教育也不例外。“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各种政治运动不断。一切全得服从、服务于政治运动。有时还得停课闹革命。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实行“舆論一律”，以言、以文定罪，搞文字狱。
建国前的大师级人物建国后出不了大师级的作品。建国后培养不出大师级人物。
建国后，高校毕业生数量上有了很大发展，但质量如何？除了肯定培养人才方面的成绩外，还应该计算一下，我们扼杀了多少有独立思想见解、有创新意识的人才？少培养了或扼杀了多少像竺可桢、茅以升、杨杏佛、林同炎、黄万里这样的人才。他们都是建国前培养出来的啊！
我校除了总结全国共性的问题外，也应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
高校的改革怎么评价？众说是失败的，上学难，上学贵，就足以说明之，所以教育改革本身需要改革。旧社会考上大学，“金榜题名时”，认为是人生一大乐事。而今，却发生不少学生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因缴不起昂贵的学费而自杀的惨剧。多么具有讽刺意义的强烈对比！
高校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曰市场化（钱本位产业化），它的公益性日益弱化。高校收取学生学费（第一次分配），应该是次要的、少量的，而主要的、大量的应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第二次分配），现在却是主次颠倒了；二曰衙门化（官本位官僚化），有不少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不少干部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管”着教授，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
建立和谐社会需要建立和谐高校。要化解而不是增加、激化矛盾。高校改革成果是否真正做到共享呢？改革以来，高校各类人员分配方面，反对了平均主义后，是否又出现了分配悬殊、苦乐不均的问题呢？在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缺乏民主的情况下，工会基本上名存实亡，是执政党的驯服工具，不能真正代表广大教职工利益。教代会所起的作用不大，在某种程度上形同虚设，“民主”通过的分配方案只能向少数领导者倾斜，增加了广大群众（含绝大多数离退休人员等弱势群体）的不满情绪，增加了不稳定、不和谐因素。
有些领导干部只对分配制度以及其他有利于已的改革感兴趣，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对其他方面的改革兴趣不大或顶着不办。他们对旧体制下造成的严重后果（如历次政治运动）体会不深。而旧体制、旧办学理念觉得对他们仍然有用，况且改革还会冒风险，因而成为改革的阻力。
据统计，建国后开展的政治运动共五十多次，其中绝大多数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如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据解密档案公布，定为右派分子三百一十七万七千八百四十七人，为原公布五十五万人的六倍。列为中右的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高校教职工右派分子三万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校学生右派分子二万零七百四十五人。反右运动基本上把当时知识分子的左翼一网打尽了。
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产生的一个恶果是使知识分子这个阶层道德底线的严重下滑，知识分子集中的高校成为一个重灾区。知识分子中同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政工干部和“两课”教师更是重中之重。
经过历次政治运动，“说真话者遭殃，说假话者吃香”，“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成为为人处事的一条潜规则。说真话（体现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或家破人亡，或妻离子散，至少打入“另册”，受尽打击、折磨、摧残。说假话者，“风”（见风使舵，风派）、“马”（善于揣摩领导意图，阿谀奉承，取悦领导，投其所好，拍马）、“牛”（吹牛，说假、大、空话）者左右逢源，飞黄腾达，名利双收。
我长期在高校从事党的政工领导工作，而且从事并分管过“两课”，离休后担任“两课”巡视员，所以我还想着重谈一下高校“两课”的改革问题。
多少年来，我们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往往是假的多，真的少。假马克思主义大行其道，而真马克思主义却难以宣传普及。往往把背离马克思主义（即异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误认为真马克思主义，而对真马克思主义却不去宣传。
如很少宣传马克思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而却大肆宣传列宁的理论和实践：“在资本主义的全部生产力还没有发挥出来以前，就要消灭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没有成熟以前就要建设社会主义。”（中央党校杜光语）并吹捧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以他的农业社会主义、平均主义思想，强令推行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农奴庄园，比封建租佃制落后，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形成历史的大倒退，吹捧为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很少宣传或不宣传马克思“卡夫丁峡谷” （按：比喻资本主义）不可跨越的理论，而大肆宣传列宁的“跨越论”，并吹捧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又如毛泽东错误地认为阶段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高度评价太平军。马克思则正确评价太平军是“妖魔”、“灾星”。对前者大肆宣传，对后者大加贬斥，有人甚至认为马克思不了解中国国情。
很少宣传马克思关于民主、自由（自由是民主的基础）；相反却大肆宣传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专制独裁、反对民主、自由的理论和实践，将民主、自由（尤其是后者）加以曲解，并将民主、自由的旗帜拱手让给资产阶级，似乎这些只是资产阶级的专利。
再如公然违反宪法（言论自由等），压制打击不同意见；公然违反党章 ，也违背了毛泽东“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和邓小平认为他自己也有许多错误的话语，大肆造神（神化领袖，不仅对毛，而且还对邓，也搞“凡是”；也对江）、造假。
现在还有许多假冒伪劣的东西，许多发霉、腐朽、变质的东西，许多经过历史淘汰、早已扫进历史垃圾堆的陈词滥调，还要“三进”（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还津津乐道地、生动地（在这里越生动，毒害性越大）硬向学生灌输，误导、毒害他们。这简直是在犯罪！救救这些青年人吧！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啊！
现在有相当多“两课”教师明知教材内容有严重错误，本人并不相信，还堂而皇之地、一本正经地硬灌输给学生。学生明知教师讲的有严重错误，本人也并不相信，考试时还得按标准答案答题，他们深知“两课”考试成绩同他们的利害关系！分管领导和教师、学生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彼此进行瞒和骗，这就涉及道德底线了。高校毕业生中有不少人成为贪官污吏，成为犯罪分子，他们往往是口是心非的伪君子、两面派。这同高校“两课”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中政工干部、教师和学生之间相互进行瞒和骗，难道没有一定联系吗？当然除了学校教育外，还有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哩。
由于主客观原因，分管领导、政工干部、“两课”教师中有一批人，在某种程度上逐渐变成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和假马克思主义的吹鼓手（宣传教育）和卫道士（捍卫）。我曾是其中之一。其中大多数是不自觉的、被动的，因受纪律的约束，不得已而为之。也有少数是自觉的、主动的，乐此不疲的。他们是毛时代的遗老，是理论帮闲，那时“左”得出奇，红得发紫，现在基本上是坚持老的一套，还受某些领导的赏识、重用。他们深谙个中奥秘，会名利双收。或曰：“他们是紧跟领导嘛”。不完全如此，他们紧跟与否，是以他们是否获得名利为转移的。在“左”的年代他们确实在紧跟，“左”得可爱，为什么拨乱反正后，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在改革的大潮中，不仅不紧跟，而且还坚持“左”倾保守，拒绝改革，而且对坚持改革、有创新的人打击压制。这是因为改革就触犯了他们赖以成名成家的敲门砖——教学、科研成果（而这些东西原本只是鹦鹉学舌，毫无创意，且早已陈旧落后，错误百出。其人真才实学不多，学术外功夫不少，实在不敢恭维）。这是他们的命根子，是贾宝玉脖子上的“通灵宝玉”，是碰不得的。
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即有些高校的个别领导同个别教师相互借重，相互依靠，相互吹捧，结成阻挠“两课”改革的利益共同体，“两课”改革何其难也！
如有了第一种校庆指导思想，通过校庆，会有越来越多的自我感觉良好，越来越多的自我陶醉，背上越来越重的历史包袱，越来越多的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情绪，越来越不清醒的头脑，这就很不利于学校今后的发展。
如有了第二种指导思想，通过校庆，找到了差距，总结了经验教训，减轻了历史包袱，可以增加危机感（居安思危），增加改革的紧迫感、责任感，增加了智慧，清醒了头脑，明确了方向，大有利于学校今后的阔步前进。
为了校庆，要花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除了动用了学校财政外，还要接受许多校友的捐献资助。
要开展一系列庆祝活动，如编写出版许多书刊资料，举办各种展览，搞多种文艺活动等等。搞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有声有色。如采取第二种指导思想，本着节约原则，花这些钱是有意义的，值得的。但重金邀请明星大腕参加文艺演出，就不好。
如有了第一种指导思想，则花钱买来了上述的种种的不利于今后发展的消极因素，学校领导就无法向全校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特别为校庆出钱出力的）交代。
建国前，我毕业于上海交大，建国后长期在西南交大工作，对母校（上海、西安、新竹、西南交大）怀有深厚的感情。
从2004年冬迄今，我反复长期重病住院，最近病情稍好，写成此信，距上海、西安、新竹交大（4月8日）和西南交大（5月15日）校庆已很近，属于“马后炮”了。但考虑到今后还会有校庆，全国高校也会有校庆，所以还是将此信发出了。
我热爱母校，也热爱全国的高教事业。我坦率陈辞，直抒胸臆，肺腑之言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我年已84岁，自知风烛残年，来日无多，长期重病缠身住医院，学习和调查研究不够，可能有不少片面乃至错误，谨供参考，并恳切希望得到指正。
此致
敬礼
西南交大“两课”巡视员、离休干部、
原华东交大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黄 澎谨上
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病房
2006．3．10
抄报：教育部社政司靳司长、徐副司长
上海交大党委
西安交大党委